人们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是有界的，法律所规定的是人们自己愿意服从的、来自自己的命令，政府必须有法律依据方可活动。
在一起涉及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案件中，一名已婚女子在没有准生证的情况下怀孕了，而她的丈夫在遭遇镇政府凌晨4点的搜查行动时从自家楼房二楼跳下，摔断了腿（以下简称计生执行案）。其二，土地规划中允许的拆迁面积4083平方与回复中所称的160000平方存在巨大差异。
当一份司法建议被发给某个行政机关时，它的复件也会被送到这个机关的主管单位：包括该机关所在的政府、地方政府的法务部门，以及最重要的纪检部门。[10]See Michael W.Dowdle，On the Regulatory Dynamics of Judicialization：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Exploring‘Judicialization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in T. Ginsburg and A. Chen，eds.，Administrative law and Governance in Asia，New York：Routledge，2009，pp.22-38.[11]参见T市中级人民法院：《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的经验》，载《T市审判》2009年第2期。为了让司法建议有效，就必须有用心的设计、巧妙的送达和精致的修辞。而《道路交通安全法》则规定电动车并不属于机动车。在那些地方，资金充足的法院能够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法官。
事实上，除了在《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法律依据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纠纷之外，T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的创新，几乎涵盖了公共行政的所有重要方面：城市建设、劳动和社会保障、资源和公共安全。虽然行政机关是否遵守这些司法建议取决于多种因素，但藉由清晰的法律依据来指出它们的问题，确实提高了后者接受建议的可能性。据悉，这是适用规则实施后，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处理的首个案例，40多万元即该项目整体工程造价的5%。
明显违法或违背上位法精神的不予适用。[12]早期德国帝国法院与之后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已经一贯的承认，由行政机关内部职务命令可以导出行政机关对人民应负的职务义务。但是如果裁量基准没有强制约束力，那它是否又具有存在的必要？如果裁量基准具有效力，那么效力的依据和性质是什么？对于司法的拘束力何在？无疑，这些问题都需要法学界作出应有的理论回应。李震山：《行政法导论》，三民书局2003年版，第77-78页。
[5]参见陈娟：《驾驶机动车超速，究竟罚多少：云南省公安厅红头文件引争议》，载《人民日报》2008年4月2日第15版。裁量基准的间接效力限于行政具有决定的自由空间，特别是在裁量与判断余地时才具有意义。
[41]参见蔡震荣：《裁量准则的探讨——评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127号判决》，载《法学讲座》第32期。[17]传统行政法学受到德国行政命令理论的影响，以行政命令所规范的范围或发生效力的形态区分规范内部关系之行政命令与规范外部关系之行政命令，前者即包括裁量基准在内。裁量基准既然是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限的具体方式，法院对裁量行为的审查密度当然对于裁量基准是否合法存在绝对的影响。通过来源于社会的规范和压力进行调控，其效果远远大于裁量基准本身的推动力。
一般，总建筑面积超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面积5%至10%的，按该违法建设项目整体工程造价的5%至10%罚款。因此，相对人有权利要求行政机关遵守其制定发布的裁量基准，由此裁量基准而具有了外部效力。如果一条规定不符合某一团体或者阶层的价值观，没有满足其愿望，虽然可以预料该团体会接受该规定。换言之，只有在裁量基准本身已经导出一预先、事先的行政先例时，才可以直接导致其自我拘束性。
[16]参见前注[11]，程明修书，第366页。行政机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具有裁量基准制定的能力，也是宪法所接受的。
[8]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裁量基准的效力问题？显然，上述无论实务和理论界的哪种态度和观点，都不可回避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承认裁量基准具有法律拘束力，则很有可能因为严格拘束于基准而导致适用上的机械、僵化，难以实现裁量的个案正义。面对裁量基准这一日益生长和发展的行政法现象，其效力问题已成为实务和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31]参见吕理翔：《计划裁量之司法审查》，台北大学法学学系硕士班硕士论文,2000年9月，第79页。如果他能成功地找到妥协点，并且深信他已经均衡地在所有相关当事人中分配了好处，分摊了负担，则往往可以相信：其制定的裁量基准将会得到完美的实施。因此，在颁布一项裁量基准时，重要的是应该在一般理解和语言技术的准确性之间找到一条可行的中庸之道。在发生违法事件时，即使那些普遍适用于全体民众的裁量基准，它们也同时面向执法机关。后者是指行政机关由于经常适用行政规则所建立的行政惯例而形成了特定的法制秩序，相对人对于这种法制秩序的信赖可以主张信赖保护原则。在传统意义下，裁量基准不具备法源的性质，而仅是行政机关内的内部的规范。
因此，我们可以说裁量基准的间接地外部效力，明显的是依据一个事实的行政先例。尽管我们应当力图让立法机关穷尽一切法律细节来详细地确定所授出裁量权的范围，但是，这种理想状态已被实践证明不可能实现。
[15]基于此所制定的裁量基准，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力，不需要经由平等原则或信赖保护原则而间接发生法律效力。[24]西方程序理论一直重复着一个相同的主题：程序可以推动思想竞争并因此使结论获得广泛接受。
违法或不当的裁量行为均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救济，但是在权力分立的考量下，法院仅能审查行政决定是否合法，而不能审查行政机关如何决定使之符合行政目的，否则无异于以法院取代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而逾越行政权。关于裁量基准的效力问题，传统理论认为，裁量基准不具有外部效力，不需法律授权以及不需公告。
显然，裁量基准是一种行政规则，国内行政法学较为传统的一种行政规则的分类，即行政立法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二分法，行政立法包括行政法规和规章，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该对这两类行政规则给予高度尊重在其没有明显违法的情况下，应当作为裁判具体问题的依据。从形式上看，裁量基准的效力性质就体现在其效力的相对性上，所谓相对性，意味着裁量基准的效力存在着一个否定性判断。[28]不过，它只注重民众的反应，而不考虑国家行政机关对法律的执行。根据相关法规，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的，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除了责令限期改正外，还要按该违法建设项目整体工程造价的5%-15%罚款。
十九世纪德国国家法及行政法学是将法的概念限定于国家与人民间所存在的关系，因此，裁量基准应排斥于法的概念之外。从行政权的本质来观察裁量基准概念的内涵，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绝非意味其决定可以免于接受审查或监督，只是在尊重行政的职务权限下，合理的限缩监督审查的范围或改变审查的重点。
另外，即使确定了裁量基准的权限归属是来源于立法者授权或基于行政固有权限，也未必能进一步就确定它是内部法或外部法。裁量逾越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所选定的法律效果或处分相对人逾越法律授权的范围。
衡量瑕疵是指行政裁量遗漏考虑应该加以斟酌的观点，[37]或对于应该加以斟酌的要素未作合乎授权意旨的适当考量。然而，时至今日，裁量基准也经常以法源的形式出现，只是它们仅仅限于国家之内部领域，至于在国家与国民的外部关系上，仍然是依据外部法规范，比如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章发生规范效力，因此，当行政机关的具体决定仅单纯地违反裁量基准时，未必会被评价为行政程序法或行政诉讼法中所称之违法。
厦门市某开发商建设一个综合楼项目，实际总建筑面积比规划核准面积超出462.97平方米，属违反规划建设行为，按规定应受到城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然而，现代法治实践证明，当裁量太宽或过度时，公正也可能被专断和不平等所侵害，从而构成对个案正义的一种潜在的威胁，甚至直接的危害。从民主视角看，程序是指主体作出公众决策的参与性和透明性，尤其是指公共决策作出的对话和沟通的动态机制。[33]我国行政法学者对于行政裁量瑕疵的定义大致相同。
对此，首先提到的依据是一般平等原则与行政自我拘束原则。[34]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时，除了应合乎授权法律的规定，以最正确与最妥善的方法对个案作合乎立法意旨的决定之外，还应该遵守如依法行政、诚信原则等一般法的规范。
执行标准根据情节轻重进行了细化，分为四个档次：轻微，总建筑面积超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面积5%以内，按该违法建设项目整体工程造价的5%罚款。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30]四、裁量基准对司法的拘束力不过，裁量基准除了存在针对行政相对人的外部效力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相对于法院的外部效力，也就是对司法的拘束力问题。在德国，裁量基准仅属于内部法规范的主张也是迭受质疑，所谓裁量基准效力外部化的主张亦不在少数。
